听说，自民党下台，民主党上台。本来，对于这种资本主义虚伪民主我是没什么兴趣的，我还是习惯于品尝社会主义特色民主的甜蜜，并不是因为谁比谁好，主要还是我们的民主不需要你大老远的跑到投票站去给一个素不相识的党派或者个人去投票，因为根本就没有人会通知你有选举权以及在哪里投票，给谁投票等等。所以，中国人活的是最惬意的，根本不用去管那些虚伪透顶的东西。如果你实在感兴趣，看看七点钟的新闻联播就蛮好，你绝对能切身感受到这种“被民主”的强大，尤其是前十分钟。
你方唱罢我登场，什么麻生下台，鸠山上台之类的我完全……诶，等等，我怎么觉得这么耳熟啊，鸠山，似乎在哪里听过……对了！红灯记里的日本宪兵队长！难怪这么熟悉，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了嘛！
试问老鸠山为何如此猥琐？只因为他旁边站的是高大英武的李玉和。
twitter被墙，饭否被日，剩下的微博客都活的那叫一个战战兢兢。我注定是要对这个社会失望的，还好，我没有彻底绝望。虽然性浪口碑不佳，但有志于趟微博这趟浑水也算是精神可嘉。这么个网站，总不会被轻易和谐吧？
或许，我太幼稚。但我希望我仍能活在自己编织的梦里。
欢迎参观
不能绑定qq啥的，可惜了
昨天晚上，我坐在电视机前看华表奖的颁奖晚会。晚会很烂，奖项也尽是些中庸妥协，倒是冯小刚一句“双黄儿蛋”让人发出了会心的一笑。当时老爸老妈也在旁边，我问他们看过这些获奖电影没，他们说没有。我很难过，于是晚上就在verycd上下了一部《集结号》准备给他们看。
第二天晚上，我打开下好的文件给父母看。我也陪着看了一会儿。因为我已经看过一遍，所以在看第二遍的时候就有了一些新的思索。比如在影片后半部分，上级来调查谷子地，认为既然全连都死了，为啥他活着？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看过电影，当然知道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可是在哪个政治气氛严重左倾的时代，想说明这个事儿还真不容易。如果谷子地赶上反右斗争或者活到了文革，那么他还能证明自己的清白吗？即便是在电影结尾，四十七名战友的尸体被发现，这依然无法打消某些人对于谷子地如何生还的怀疑。
也许是我想的有点儿多了。可是老妈看到结尾的时候，忽然对我说：这个人如果活到文革，恐怕难逃厄运。
oh！多么犀利！
再次来到后村边，我决定穿村而过。若在平时，这绝对是个错误的决定。但在这后村即将消失的最后日子里，那种独有的混乱会给我增加一种独特的记忆。
这是后村南头普通的一条路，尽管楼高只有三四层，但这是典型的一层变两层，两层变三层，三层变四层的建筑。虽然招待所的招牌仍旧挂在外面，但大多数人家已经锁门，基本上都在张罗搬家的事儿。
右边这幅图就是具有城中村特色的倒金字塔型的建筑，上层的面积比下层的还大。5·12地震的时候，我一直很惊讶，这么多城中村的楼竟然都完好无损，倒是后村里有住户感到地震之后直接从三楼跳下来的。楼没事儿，人摔伤了。看来住在里面的人跟我有着同样的焦虑。当时他跟我一样，都没有领会到这种人类建筑史上的奇迹真正的伟大之处，尽管不符合建筑学理论，但他的每一次修筑都事关房东自身的性命安全，尽管理论上不过关，实际修建的时候却是一丝不苟，实践成为了超越理论的存在，在中国，坏的理论产生了好的实践，终究要比好的理论导致恶行频发要强得多。前者就如这楼，后者完全就是城管了。
果不其然，没走多久就堵车了。堵车的原因很简单，前面有人搬家，只容得下一车的小道就堵了个严严实实。请注意两个图上的细节，一个是墙上电网的方向：向着墙外拐。这是很正常的，八号院的电网向外，防贼，符合科学规律。还有一个就是左图里面包车左前方的那堆沙子和沙子后面的砖。很显然，有村面想在这拆迁的最后时刻再跟政府来一把博弈。不过尽是徒劳罢了。
最有趣的一张图来了：这张图里，高墙的位置在上面两张图的北边。请注意看墙上电网的方向：改向里了。这个很奇怪，既然要防贼，理应向外才对。里面的人是定然不会飞檐走壁从天堂跳进地狱的。唯一的解释是，这是一种自律意识。嗯，墙的里面一定是省纪委的所在。
或许以后，我们再也见不到这后村了。等拆迁时，希望能有新的图。
2009年8月18日下午五时，摄于南二环东头，建工路
“伙计，这南二环得是要延长咧？”
十多年前，西安修了二环路，最先修通的就是南二环。可是人们在感叹二环路道宽路平的时候，渐渐的发现如此长的一条路上竟然一座立交桥都没有，除了西电那个十字据说是跟西电打官司打到教育部之后输掉没盖成之外，其他的显然是欠考虑。不是有识之士们欠考虑，而是政客们鼠目寸光。我倒不认为他们真的是目光短浅，只是政绩的压力逼得他们不得不做一个短视的人。于是时人编了个段子，叫做“陕西有个程安东，条条马路都不通；西安有个崔林涛，修个二环没立交”，程安东是省长，崔林涛是西安市长，由此可见当时陕西省的交通状况是个什么样子。没有立交桥的二环路就像一根直肠子，看似畅快，其实没有能力吸收营养，缓解压力，过不了多久就得得病，一马平川未必是坦途，九曲十八弯或许才是最佳方案。笔直无阻的南二环没有通畅几年，十字路口糟糕的通行状况就逼得后来人不得不把原来笔直的马路砸掉，围起来，再重新盖立交桥，一时间，怨声载道，影响了交通不说，这么干的成本比起原来直接盖好不知要高多少。从上世纪中叶起，对已经竣工的二环路的二次摧残工程就一直伴随着这条多灾多难的城市快速道，南二环上先后建成了长安路、雁塔路、太白路和太乙路四座立交。我以为这么一段充满科学规划的恶行终于要告一段落时，没想到前几天南二环东头突然堵住了北去的路，一问才知道，这里的转盘无法承载日益繁忙的交通，也要赴“西方”的后尘，砸断路面，盖上立交。长度不过十数公里的南二环，十年间竟如《倚天屠龙记》里的武当三侠俞岱岩一样，把已经残疾的腿再次打断，然后抹上黑玉断续膏才能长的完好。比俞三侠可悲的是，南二环被连断四次，这还只是修立交桥造的孽，没算上沙坡和西头高架桥这两块伤疤。古城本来就不发达，纳税人这么点儿钱就活活的被糟蹋了。
也好，在这经济危机的时候，多干点儿返工活儿，也算是解决就业，增长GDP的好方式，这么多年我们不都这么干着的么？只不过让我感到不爽的是，南二环不能向北拐上东二环，车辆无奈改走建工路，本来就不宽敞的这条路每天在上下班时间就堵了个一塌糊涂，让我上下班都感到极为不便。
个别人造的孽要这座城市的人来承担后果，这就是我们的社会。
近几日，惊悉后村不日即将投入城中村改造。
村子在城里混，迟早要被拆的。
可我没想到后村会在这个时候拆。
我一直想问别人，后村为什么要起这么个名字。村子可以按道德名词命名，也可以按村中大姓起名，或者就依其所在地起名，都是可以的。可是这个村子偏偏用了个表示相对次序的名词“后”冠于村名之上，有后必有前，可我好像没听说过哪个村子叫做“前村”或者“左村”“右村”一类。在冥想中，我忽然想起了后村所处的位置：陕西省委的八号院后面。与其说是后村在八号院后面，不如说是八号院盖在了后村的前面。熟悉中国政治体制的都知道，一个地方掌握实权的到底是哪个部门，这个与省委大院对开门的八号院俨然是陕西省政治活动的中心。咱只是一介屁民，根本无缘走进有着荷枪实弹武警把守的这座神秘院落，所以只能从为数不多的太子党留下的文字里窥探一下其内部的神秘：
“八号院是院中有院，每个首长都有一个独立院落，建筑风格迥异，雅俗各颔风骚，华美矜持各有千秋，也有土洋结合的败笔，各个建筑分别反映出最早的居民的文化品位，也都印证了威权的力量”
亲历者所讲其实跟坊间流传的版本没什么大的差别，无非都是院中有院。据一位在省委里工作的朋友讲，又一次他到某省委常委位于院内的木质小楼状办公室里去，尽管当时正是三伏天，但小楼里面却凉爽宜人，要知道这楼里并没有开空调，完全是小楼被大树环抱，没有一丝阳光直射所带来的清凉，人进楼后如立树荫之下。
有关八号院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毕竟我不想被有关部门请去喝茶。可后村的故事还得继续。八号院东头的水泥墙，高有四米多，上面部有电网，站在水泥墙边向里面看，除了能看到几颗参天大树之外便一无所获，里面的人过着怎样的生活我一无所知，可一墙之隔的后村之乱象却让人记忆深刻。让我评价，只消三个字，那就是“脏乱差”。比起黄雁南村的井井有条，这里只能称之为乱搭乱建，所有城中村的乱象都能在后村找到。村子里通行的路没有规划，只能取决于楼与楼之间天然形成的走廊，南北一条主干道歪歪扭扭，路两边尽是小商小贩的铺面。东西则形成了若干条一线天，却多了几门皮肉生意。按理说，省委脚下，当为首善之区，更兼有大雁塔下慈恩寺，佛光普照，政治与宗教的交汇点，却形成了一座人间地狱。
对城中村的恶劣印象，有一大半是要来自这后村的。乐游路，从雁塔路向东，到了后村口却又向南，城市的文明似乎刻意的从后村旁划过。村口早晚听着几辆摩的，堵着路口，出租车见状也盘踞于此，所以你想把车开进后村，或者只是想从乐游路拐个弯都成为一件难事。拥堵的交通后面，又是两排卖水果的小贩，本来就狭窄崎岖的路口又白白的缩了几分。小贩们的身后，是整个村子的垃圾台，村子里有个垃圾台并不稀奇，但把垃圾台放村口堵路却是后村独创，每天早上在上下班高峰时节，后村里的人流真的如水龙头一般的向外涌，偏偏这时候大雁塔街办的垃圾车也来凑个热闹，停在路中间，慢慢悠悠的把散发出恶臭并溢满绿水的垃圾箱抓起，倒入车后，再放下，这是等待已久的拾荒者便一拥而上，至此，本来就脆弱的后村内生态彻底崩溃。
因为工作原因，我经常要走在后村里，每隔半年，你就可以看到临街的一排人家买来沙石砖头楼板堆在路边，之后再用砖垒砌一个小屋，把本来只容一个车同行的窄道再堵上半条。看到这阵势您一定也猜出个七八分，这便是要续写人类建筑史上的奇迹，再加高几层。那个小屋是做什么用的？很简单，房东中午要给盖房的民工做饭，他嫌在自家厨房做饭因为量大而弄的太脏乱，所以就堂而皇之的在路边搭个临时灶房。这一堵又是几个月，等过了这阵儿，你再去看后村的房子，又高出了一块，很有意思的是，后面加盖的还往往在原来房屋面积的基础上延伸出一点儿，整个房屋呈一个倒金字塔的形态。盖好了房，大多改成旅店，还要做个灯箱，放在路对面，一般都写着“xx旅社”一类，“供应热水，宽带上网”，还真有与时俱进的。也有人嫌麻烦，开展传统的出租业务。后村毗邻大雁塔灯具城，很多商人都在村里租了民房来当仓库使，您要是赶上他们开着面包车来提货，正好您也不幸开着车，那就只好等下去了。
后村为何拖到现在才下决心来改造？原因恐怕有很多，我觉得有一条必然不可少，那就是这个村子地理位置的特殊性。紧挨省委，未可轻动。因为一旦出现村民集体事件，你连反应时间都没有，他们就能把省委包围。更何况与八号院一墙之隔，好事者二半夜扔块砖头什么的你也拦不住。投鼠忌器，正是这种心态导致后村近几年来的畸形膨胀。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要是后村真的改造，只怕大雁塔蓬勃的经济圈导致周围再也难觅廉价房屋，这周围做生意的老百姓又要为生活成本大伤脑筋了。
下班之后，我从来都是匆忙向着家里骑的。本来，回家的路有两条，一条略微近一点，但走的多是背街小巷，冷清得很。另一条则是走东二环，车多人多，但有个优点，就是人气足，还能路过新兴的利丰国际广场，往来购物的人和车总把辅道堵个严严实实。再向前就是理工大学和它的家属院了，我还是喜欢走这条繁忙的路，因为我总能感受到这个城市发展的脉动。
不过，周五在行至理工大家属院外时，却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家属院临街的那几栋楼正在被脚手架围起来，看样子是在装修，可是路对面的楼也都被无差别的围了起来，看起来不像是理工大所为。停车下来看看，原来是市政上给临街的老楼统一贴瓷片。目的不言自明，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字：形象工程。几里长的街道，房屋无论高低大小，一律贴上统一制式和颜色的瓷砖，美其名曰：美化城市。
执政者的思维，除了有粉就往屁股上抹之外，就是扼杀个性。
您注意看，这张图片很有意思，最外面的那层楼贴了，但里面没有贴。为什么呢？因为这条路垂直于东二环，属于背街小巷，来视察的官老爷们坐在开着空调，贴满反光膜的车里断然看不到这巷陌的景色，所以只用贴最外面临着二环的就行了。完全就是隋炀帝“缯帛缠树”的现代版！
您再看左边这张，临街的那面儿有贴瓷砖，而背街的那面儿根本无从理会。简直比上一张还赤裸裸！我在想，以中国的建筑质量，你这给一边加了重量，万一楼的重心不稳，塌了算谁的？
最后，最无耻的一张来了：工地上挂横幅一条，书曰：人民城市人民建，建好城市为人民。您听听，多么的冠冕堂皇，多么的恬不知耻。这就好比拿着你的钱，往自己脸上抹白粉，最后还满面堆笑的告诉你这都是为了你好。后果是把你家原来古色古香透着历史气息的水刷石外墙贴上了一层散发着铜臭味的劣质瓷砖。
如果你想写一篇有关大学对于周边经济影响的论文，那么你绝对不应该错过黄埔庄。但是在我下笔的时候，已经错过了研究它的绝佳时机，现在那里只剩下的一片瓦砾。
在论坛上，有人感叹黄埔庄是“堕落一条街”，这并不难理解，在他们认识黄埔庄的时候，黄埔庄就是一座贫民窟里的娱乐城，网吧，轮滑，歌厅，旅店，饭馆，廉价的娱乐加上发达的色情业，不知让多少游人和学子们流连忘返。然而在我的印象中，黄埔庄那在堕落中辉煌的历史却有着别样的感受。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我姥姥家的一段往事。
我姥姥家本来住在西一路，八十年代初的时候，西一路搞拆迁，就把一家老少都赶到了黄埔庄。黄埔庄位于西安交通大学的正东，与交大只是一路之隔。庄子的北边是交大一村，也就是交大的第一号家属院。南边是赫赫有名的交大市场。这个市场为什么有名？1956年交通大学从上海内迁西安，当时学校的老师大多都是上海人，为了照顾他们及其家属的生活，就形成了这么个市场。粗略看去，这个市场跟别的菜市场没啥大的区别，但你要进去转转，就能发现这里能够买到许多在物资匮乏时代非常稀罕的玩意儿，大多都是水产品和海产品，在市场的中段，交大村子的食堂里，还能买到烧麦一类的沪上风味小吃和各种卤味。父亲说他小时候跟小伙伴们跑到交大的村子里逮蚂蚱，经常见到家属楼下的垃圾道里堆着许多田螺的壳以及鱼头鱼刺之类的垃圾。那时候本地人还很少吃这些东西的，如果确实想吃，除了准备好钞票之外，只能大老远的跑在这里来买，因而这里变得非常有名。即便是改革开放以后，这里市场的东西依然比别的地方全的多，就是价格稍微贵了点儿。黄埔庄南，是沙坡村。这个以后有机会再行叙述。当然，在这么个地界儿，尤其是回到八十年代，黄埔庄虽然离城较远，但绝不偏僻。别忘了，交大的南门对面就是兴庆宫公园，据说当年也是为了丰富交大师生们的业余生活而建。
那时候，每隔一个周日，我都要跟着父母回一趟黄埔庄。在那段岁月里，我一直在想这个黄埔庄为什么叫了这么个名字，并不是因为他像别的村名一样简单粗暴或者庸俗不堪，而是太过于如雷贯耳，在我没上学的时候我就听说过黄埔军校，这两者之间是啥关系呢？我不明白，只是总觉得二者之间有什么关系。从今天看来，这个困惑之中唯一可取的就是童年的想象力罢了。这个村子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西村口高高立着的那个石牌坊，上面用青石刻着“黄埔庄”三个大字，甚是威严。至于村子里的风貌，现在大多已记不太清，只是时常能想起来姥姥家门口地里长藤蔓上结的一种黄豆大小的紫色果子，摘下来吃，酸酸的，别有风味。
等我上小学的时候，姥姥家就从黄埔庄又搬回了西一路。三年级时，我家又搬到了东郊，有时候为了改善生活我就跟着母亲穿过当时还称之为陕西省机械学院的理工大学，到交大市场里买东西。在交大市场的尽头，就是黄埔庄村东入口，有好多次我都站在村口向里面望，寻找着那更早时候的童年，可终究没有再走进去过。
一晃，又是十年。2000年我考入了西北大学，那正是互联网在大陆方兴未艾的年代，大家总是在讨论着到哪里去上网一类话题。学校周围网吧很少，即便是仅有的几家，也不过十余台电脑，根本无法满足庞大的上网需求。后来有人不知从哪听到的消息，说：咱去黄埔庄上网吧！我一惊，这个地方怎么会有网吧？那个周末，我回家，没有跟大家一起去上网。回来后，听他们眉飞色舞的聊起在网吧里通宵的趣事，我不禁思绪翻滚。那十年未去的村落，今天已然是那般模样？
为了弥补这个遗憾，不久后一个周末的下午，我跟着另外的几个朋友去了黄埔庄。村口那个熟悉的石牌坊依然矗立，有了它我便不会迷失方向，走进村子里，我才发现这里已经变成了网吧村，几乎家家户户都在开网吧，大多数规模也不大，从几台到二三十台。从配置上看，有几家已经开了有些年月，要知道，那时候k6-2处理器已经濒临淘汰。尽管网吧遍地，但现实却让我们失望：没有一家有空机子，我们在村子里转悠了半个小时之后，失望的离开了。
一年以后，我终于跟着几个朋友在那里通宵了一回，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黄埔庄上网。尽管那里的网吧依旧火爆，但我还是发现了一些异样：比起一年前，小规模的网吧少了很多，一般各家的机子都在二十台以上。
等再去黄埔庄，又是几年以后了。在这几年间，各种连锁网吧如春笋般在这个城市里冒了出来，上百台的电脑，相对良好的服务以及还算过得去的环境，都让以网吧而出名的黄埔庄倍感压力。那时候，我一个表哥在黄埔庄门口租了个房子做电玩生意，从他店里的后门直接就通向了村子的深处，走出去看看，已再不是满眼网吧，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各样的小餐馆和旅店。“高科技”的光环已经从这个村子里退去，不再会有人大老远的跑到这里来玩了，这里变得更加本土化，只有交大和理工大学的学生需要在这里吃饭和找乐子。夜晚，村口几家饭馆的生意依旧火爆，村子里已经不见了往日的喧闹，你不用去猜度里面到底在干着什么样的生意，由堕落带来的繁荣注定不会长久
从此，我再没有关注过黄埔庄。或许有一天我要到那在废墟中拔地而起的高楼旁凭吊这个曾经的被评为“西安十大城中村”的地方，怀念那个石牌坊，思索这里为何没有变成西安的中关村，感叹它生命中最后几年淫浸于堕落之中的快乐。只是这一切，都毁灭在了城市无情的膨胀中。
因城而荣，因城而灭。
我应该将仁厚庄作为城中村系列的第一部，但我却在一开始写了我并不熟识的李家村，并不是因为什么哗众取宠的原因，我只是想在达到高潮之前有一个铺垫，用现代人的话来说，这就叫做前戏。如果一鼓作气，将我知晓的有关城中村的故事都写完，固然爽气，终究觉得意犹未尽，又欠琢磨。须知早泄虽然也有快感，可人人都不喜欢。
提笔写起仁厚庄，那就有着太多的故事。在十岁以前，我跟这个地方几乎是绝缘的，但十岁之后的命运却与这个不起眼的城中村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仁厚庄太没有特色了，以至于如果我的生活不跟这个地方产生交集，只怕我一生都不想有机会去了解他。一定要给这个村子找出些特色来的话，倒是可以说，这个村子只能称之为“半”城中村，之所以称为半个城中村，完全是因为村子里有一部分变成了商品楼小区——仁厚庄小区，这个小区在八十年代就建成了，算是有些历史。另一部分又被原来的西北纺织工学院，现在的西安工程科技大学征来做了家属区，仁厚庄就在这种独特的生态中呈现出了家属区、商业小区和村落的独特结合，而且这三者之间并非泾渭分明，而是犬牙交错，小区里也有没拆迁的村民，他们的红砖房与水泥砌成的大楼就这么一直相安无事的共存着。村民的房子大多是平房，家境好点儿的再盖一层，绝无其他城中村的那种摩天大楼鳞次栉比的奇观，所以整个村子呈现出的景象又是错落有致的。可是如果你从村外面是绝对看不到这样的景致，只因为整个仁厚庄都被楼所包围：村子东面是原来纺院的大板楼，不多不少，正好一排，把仁厚庄挡了个严严实实。西边不用说，是纺院的西区家属院，占地面积就比较大了，南边是西安理工大学，北边，则被仁厚庄小区和纺院南家属区给遮挡住，看这么个态势，仁厚庄不如叫做大学中村更为妥帖。
我不知道这个村子为什么被称为“仁厚”，仔细比较一下发现，这些城中村里却是罕有用道德名词作为村名的。能记起来的也只有这个仁厚庄和南门外的仁义村了。说起名字的问题，我倒想起一个让我哭笑不得的故事。上高中的时候，班里有个同学特别的顽皮，有一次跟他聊起来小学和初中上的学校，当我说我是在仁厚庄小学毕业的时候，这家伙突然狂笑不止，怎么也止不住，他的笑让我很囧，我自认还有些幽默感，但我没有从刚才的对话中找到任何可笑的地方。等他慢慢的从狂笑中调整过呼吸，他便告诉了我真相：原来他听到“仁厚庄”这三个字之后，首先想到的是“人后桩”这个词，人后有桩，那不是个板凳么？解释到这里他又开始大笑，我也笑了，笑的不知所谓。
1989年，我家从北郊搬到东郊，我也转入了仁厚庄小学，从此我的生活跟这座村子产生了紧密的联系。仁厚庄小学门前的那座黄色教学楼可以称之为仁厚庄的标志性建筑，只是三层高，但通体刷了一层介于橙和土黄之间的颜色，在周围一圈青砖灰墙之中甚是扎眼。每日上下学，都要过一条臭水沟，那臭水沟的水到底从何而来，我一直没有弄清楚，反正在它存在的时候，我从没看见过它的源头。可是我叫它臭水沟又有些冤枉，因为这个水沟的规模只比护城河小一些，晴日里流臭水，下雨天流洪水。水沟的尽头就是著名的兴庆湖，有书上说这个水沟承担着一定的泄洪作用，可我一直以为他把兴庆湖的水弄臭了。水沟从仁厚庄的东边流向了北边，然后从北边注入兴庆湖，所以称之为仁厚庄的“护庄河”亦不为过，它和护城河还有一个共同点：里面流的都是臭水。后来修二环路，工人们把一人多高的水泥管子埋在河道里，从此臭水沟变成了地下党，而在我童年记忆力留下深刻印象的臭水沟衍生的树木、杂草、垃圾组成的生态圈也覆灭了。
在仁厚庄上了三年半的小学，之后就离开了这个村庄。中学六年，大学两年多，我都很少到仁厚庄去。直到大三的时候，我家搬到了仁厚庄西北面的仁厚庄小区，我这又跟这个村庄产生了交集。走在村庄里，让我感到惊讶的是，除了纺院（已经改名为西安工程科技大学）对面的那一片形成了一条以服务学生为主的饮食一条街之外，整个村庄在这么些年竟然没有什么变化：村里依旧只是有些小二楼，抬头看不到一线天，仁厚庄小学的教学楼依然是黄色，只是在岁月的侵蚀下显得更加斑驳。按理说，一个处在大专院校周围的村子，里面一定有很多爱的小屋，虽然面积不大，却足够学生们来此过些夫妻生活，可仁厚庄里简单的小二楼明显无法满足这个欲望。后来才知道，纺院的学生们都去了南边、东边、北边的村子，唯独遗忘了这个只隔一条二环路的仁厚庄。
一晃，又是七年。当我家再次搬走的时候，仁厚庄已经成了一片废墟。村子外围，两米多高的墙把整个村子围了个严严实实，墙上写着些“创见和谐碑林”之类的标语，似乎仁厚庄从来就不以真面目示人。可你是否知晓，每天的早上、中午和下午，总有些一大群孩子背着书包穿过墙与墙之间留着的大铁门，走过一大片废墟，脚踏着他们曾经的家园，向着喏大的空地中央走去。因为在那里，那座黄色的楼依然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