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粉事件轰轰烈烈，我一直觉得这事情跟我没什么关系，虽然各种媒体铺天盖地的炒作这件事情，我只是冷眼旁观罢了，并没有深入的去思考，应该说，我跟绝大多数人一样，是个彻底的局外人。
其实我非常讨厌喝奶。客观的说，是讨厌喝鲜牛奶系列，包括奶粉冲制出来的牛奶。
我讨厌喝奶，并不是因为我跟牛奶属性相克，恰恰是因为我跟牛奶有着极为深厚的渊源。
1981年10月，我在西安市第四人民医院呱呱坠地。四院位于西安市著名的闹市区大差市，当时我家住在北稍门一带，论距离，四院绝对不是离家最近的医院，但是父母从小生活在解放路一带，对于四院是有着极为特殊的感情，故生育下一代这个神圣的使命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还是交给了四院。快到预产期了，母亲例行到医院做检查，医生发现母亲的羊水破了，连忙要求母亲住院。在经历了刚开始的忐忑不安之后，连续几天都没有动静，母亲在医院呆的也有些不耐烦了，同房的孕妇大多都已经生产，母亲也目睹了很多孕妇在临盆前各种奇怪的动作和表情，按她的话来说，“有时候忍不住会笑出来”。计划生育了，这种经历恐怕以后不会再有。
医院除了拯救生命，送走生命之外，还有迎接新生命的职能。
那时候医院的床位非常的紧张，生完我之后，还要和另一位产妇共用一张床，那种局促可想而知。在忍受了一夜血迹斑斑的床单之后，第二天早上，医院例行的验完尿，看来没什么异样，便同意母亲出院了。顺产真好。
初为人父，父亲就暴露了自身的经验不足，确切的说是毫无经验。在欢天喜地的把我和母亲接回家之后，到了该喂奶的时候，才发现母亲根本就没有奶水。吃不上饭的我自然没有好气，哇哇的哭是免不了的。这可急坏了父母，那个年代一切都要凭票供应，什么牛奶奶粉之类的副食品都是紧俏货。天无绝人之路，正在这时，父亲突然想起来一位同事潘叔叔的妻子也刚生产不久，去他家或许能有些办法。不过在那个年代，谁家都不会有多余的吃喝。带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念头，父亲硬着头皮到了潘叔叔家。潘叔叔一家都是是上海人，当年支援西北建设来到了西安。他家的日子过的很细，平日里把孩子吃不了的奶粉一点一点节俭出来，竟然凑成了一小纸包。见父亲急的抓耳挠腮，便慷慨相赠。有了这拳头大小的奶粉，我总算是吃上了人生的第一顿饭：奶粉冲的牛奶。
显然，当务之急就是赶快订奶粉或者牛奶。那一小包奶粉撑不了多久。当时西安有个红旗乳品厂，出品的自然是红旗牌牛奶和奶粉，可是要订牛奶，需要医院的出生证明和母亲无奶的证明，父亲又马不停蹄的骑自行车到了四院，在一阵忙碌开来那些证明后，回到北稍门外五星村里红旗乳品厂的订奶点，满心欢喜的交上证明后，又被告知奶虽然可以订，但是每月都有一段时间会断货，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备用食品的话，那几天我就又要挨饿了。虽然米汤面糊什么的可以偶尔凑合一下，但终究不是长久之策。无奈之下，父亲只好向还在河南老家的奶奶求援，奶奶也不知道从哪就给弄了一箱子奶粉寄了回来，也算是解了燃眉之急。
可是很快，每个婴儿每天定量的半斤奶就显得不够了。虽然我生下来才五斤四两，但我显然属于那种先天不足，后天过剩的类型。刚到满月，我一顿就要吃半斤，到后来，一顿饭干脆就要吃一斤奶。有一次生病住院，等病好出院时，护士直向我父亲抱怨：“你家孩子一顿饭要吃别人家一天的奶！”。不过医院的奶属于“自助餐”，尽可以随着自己的食量吃，所以还不算亏本。可是回到家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寅吃卯粮，每到月底父母就要为奶的事情犯愁。还好后来到姥姥家住了一段时间，那时候老年人每个天也可以订半斤牛奶，我自己的半斤加上两位老人的半斤，每天的牛奶危机总算是解决了。
随着我慢慢的长大，每天的饮食已经不仅限于牛奶，父母还会经常给牛奶里搅入鸡蛋，或者干脆蒸个鸡蛋糕给我补充营养。到一岁多，有一天，父母正商议着是该给我断奶的时候了，刚商议完，只听啪的一声，我一失手，奶瓶打碎了。从那天以后，我就再没有吃过牛奶了。
这是当年为了取奶方便专门制作的提包。材料是北京吉普的驾驶室外罩的那种人造革。虽然经历了二十多年的风雨，今天依然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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